专访康立明生物创始人邹鸿志:借势大湾区生态圈 布局百亿级癌症早筛市场

来源:21世纪经济报道

据世界卫生组织发布的一项报告显示,过去20年中,结直肠癌发病率快速上升,已经位列中国大城市恶性肿瘤发病率第二,其中,约90%以上结直肠癌患者确诊时已属中晚期。

2002年,邹鸿志远赴美国梅奥医学中心攻读胃肠科博士后。他很早就意识到了研究无创早期诊断技术的必要性:结直肠癌变耗时约在10年左右,这意味着留给患者筛查与治疗的时间足够多,通过早期筛查可降低该疾病50%的死亡率。

2015年,潜心从事粪便DNA肠癌筛查研究多年的邹鸿志,回国创办了广州市康立明生物科技有限责任公司(下称“康立明生物”),带领团队开发适合中国人遗传学特点和生活习惯的大肠癌粪便基因检测产品。

2018年11月,康立明生物研发的“长安心”(人类SDC2基因甲基化检测试剂盒)获批上市,成为迄今为止唯一获批国家药监局三类注册证的粪便DNA肠癌检测产品。其拥有独立完整的知识产权,针对早期肠癌的检出率超九成。

尽管康立明生物目前只有“长安心”一款产品上市,但已成为资本市场的宠儿。在2019年获得鼎晖与IDG等机构的3亿元B轮融资后,今年9月仅用3个月又完成了总额6亿元的C轮融资。

日前,作为康立明生物创始人的邹鸿志接受了21世纪经济报道专访。他坦言,中国的结直肠癌治愈率的5年生存率比美国要低10%,这并非是中国的医生水平差,而恰恰在于早期发现率低。“美国早期癌发现率达到40%,而中国只有15%左右。癌症早筛的接受和普及程度有待提高。”

看准百亿级早筛市场

《21世纪》:当前生物医药尤其是肿瘤早筛备受关注,早期筛查的作用究竟有多大?

邹鸿志:早期筛查对于癌症预防或前期干预治疗有极大的作用。中美一项对比数据发现,中国主要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呈现逐年增长趋势,而美国主要癌症的发病率、死亡率在上世纪八十年代达到峰值后逐渐开始下降。

中美之间最大的区别就在于筛查,筛查可以帮助医生提前发现患者肿瘤情况,有效降低癌症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早期筛查发现问题越早,治疗或干预的结局情况也越好。例如,肠镜筛查在美国已经非常普及,这也是美国结直肠癌患者五年生存率70%远远高于我国30%的最主要原因。

《21世纪》:目前类似大肠癌基因检测等的早期筛查,国内接受程度和普及程度如何?

邹鸿志:中国恶性肿瘤的发病率呈现上升趋势,肠癌的增长尤其快,随着中国人口的老龄化和饮食结构变化,过去30年间中国肠癌的发病率大概以每年3%的速度增长。

虽然国内主要几个大城市已经开展了全面的大肠癌普查,但目前诊断方式主要是结肠镜筛查和粪便潜血检测。粪便潜血检测的效能不够高,肠镜则存在预约难、体验差、内镜医生资源缺乏等一系列问题。

而粪便DNA肠癌早筛技术目前在国内尚属于初期阶段,凭借技术优势在一些医院获得好评,接受度也越来越高。例如,“长安心”对于大肠癌的检出率总体准确性高达93.65%,因此在市场上有了很高的知名度和品牌度。

《21世纪》:当前生物医药尤其是肿瘤早筛这一细分市场的规模有多大?

邹鸿志:肿瘤筛查企业特别受资本认可,底层逻辑恰恰说明这个细分市场非常大。一些人认为是千亿级规模,但我个人比较保守和理性。

中国理论上40岁以上的人都可以做筛查,40-80岁之间的人口大概有6亿,按照每人1-3年筛查一次计算,这是一个2400亿元规模的市场。但这并不完全恰当,因为有些人是不可触及的。我个人估计,其中只要有10%-20%的人选择去做筛查,这至少就是一个百亿级的市场。

布局5条癌症早筛业务线

《21世纪》:目前公司的营收、研发投入与人员构成情况如何?

邹鸿志:相对于百亿级的市场规模,康立明生物的营收规模还比较小,但每年保持了200%-300%的增速。2019年,公司营收大概1000万元左右;受疫情影响,今年营收大概在4000万元左右;预计明年营收要突破一个亿。在营收构成中,核心产品“长安心”占了95%。

而在研发投入上,康立明生物今年的研发费用维持在3000万元左右,随着生物医药企业对创新的要求越来越高,公司会保持在研发上持续投入,尤其保证公司研发人员占比维持在20%。目前公司370余名员工中,研发人员有80余名,技术支持人员20余名。

《21世纪》:与全球其他筛查诊断领域的公司相比,国内相关生物医药企业处在什么样的发展水平?

邹鸿志:我在美国生活了十几年,从观察来看,国内相关生物医药企业无论是在单个企业的规模上还是在创新性上面,都与国外发达国家有一定的差距。

从企业规模看,美国随便一家知名医药企业的年产值就是几百亿美元,而世界排名前十的药厂,没有一家来自中国。例如,康立明生物在美国的对标企业Exact Sciences,其一年的销售额就高达10亿美元。

除此之外,美国对创新尤其是非常原创的东西的失败容忍度很高,因此有很多企业敢于冒险投入周期性长、风险性高的创新药研发。

《21世纪》:除了在大肠癌筛查外,康立明生物还布局了哪些不同的产品线?

邹鸿志:公司未来的业务还是主要集中在肿瘤筛查诊断这个领域,其他业务仅是补充。例如,公司早已开始着手做第二代肠癌筛查产品,产品也已经进入了临床试验阶段,还布局了肺癌、膀胱癌、肝癌、宫颈癌等5条癌症早筛产品线,这是公司的主要业务板块。

在辅助业务板块,康立明生物还在即时检测领域等产业链上游发力。通过收购好芝生物,公司基于分子POCT平台会开发一些病原体检测的产品;基于电化学平台会做一些尿酸钠、血糖等方面检测的产品。从长远来讲,这些辅助业务也是有一定价值的,并且很值得做,既不影响公司的主营业务,又可以把成本降低。

《21世纪》:与大肠癌筛查产品相比,布局其他产品线的原理是否相同,有哪些难点?

邹鸿志:实际上研发的原理是相似的,都是检测脱落细胞的成分。比如用粪便、痰液、尿液等,技术路径相似,但又不完全一样。在所有成分中,粪便分辨技术反而最难,我们把技术难度最高的先攻克了,再去做其他的技术难度,对我们而言就不是问题了。

用好粤港澳大湾区优势

《21世纪》:您创业为何选中了广州开发区?公司为何落户在粤港澳大湾区?

邹鸿志:我当时考察了全国很多地方,最终选择了广州。广州背靠粤港澳大湾区的人才、资本、政务服务资源,这里极具创新创业的土壤。例如,这里的扶持政策在创业初期给了我们很多帮助,通过各项科研课题补助、租金补贴、人才奖励等,公司已经累计获得了近2000万元的资金。

尤其是广州的营商环境,在落地之初,广州公务员的办事效率给我留下了深刻印象,广州开发区的领导也都主动到公司询问需求,只要需求是合理的,政府总是想法设法服务企业。

而广州背靠粤港澳大湾区,最大的优势就是生态圈。尤其是粤港澳大湾区在体外诊断这个行业有很好的基础,不少领军企业集聚于此。举个简单的例子,企业在粤港澳大湾区招聘人才非常方便;产业链上下游企业集聚,原材料等供应成本也相对较低。

《21世纪》:当前国内的创新环境如何,有哪些亟需补齐的短板?公司未来还有哪些规划?

邹鸿志:从当前国内的整个大环境来看,我们创新的很多条件都具备了,甚至在争取研发费用上比国外更容易。例如,我认识很多像我一样回国创业的科学家,他们的科研水平和研发能力绝不亚于任何国外同行,只要给他们足够的耐心和机会,实现弯道超车也很有可能。尤其是在科研经费上,我们国家有足够的课题经费供科研人员申请,在资本市场也有了类似科创板等募资渠道。

尽管我们人才、资本等资源条件都具备了,但还是缺少一些原创性、颠覆性的创新,还需要更能容忍失败的创新氛围。要补齐这些短板还需要时间,相信这一天不会太远。

公司一是继续在研发上持续投入,逐渐丰富癌症早筛产品线,二是继续铺设销售渠道,占领更大的市场份额。我们也希望能在两年时间内达成科创板上市目标。